二四九、高天滚滚寒流急

    清末铁路收归国有行动及随后的保路运动，其实与今天的拆迁和反拆迁，在表现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就像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拆迁一样，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对“铁路国有”。

    清政府出台铁路国有政策之后，像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份，纷纷表示支持，甚至希望政府尽快宣布本省铁路国有。而在四川、湖南、湖北与广东的士绅中，反对国有的势力则较为强大。这四省里，湖南、湖北与广东反对国有声浪的又相对温和一些，反对最激烈的是四川士绅。

    各省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其说是各省的爱国程度有高低，倒不如说是各省在考虑自身利益上各有打算。像滇、黔、桂这些边远省份，自己没有力量修铁路，即便修筑铁路，也难短时间内收回成本；但铁路确实能够拉动经济发展，所以他们希望铁路国有，由国家负责铁路的修建和运营。而湘、粤、蜀这些地方人口密集、地势平坦，修建铁路比较容易，盈利也快，早期已** 经修建了部分线路，自然不希望国家再插手。

    第二，你以为反对拆迁的人是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不，反对的原因只是价格没谈拢！

    清政府要实现铁路国有，就必须从商办铁路公司手中赎回原属商办公司股民的股票。说句很客观的话，清政府开出的价格非常公道！这也是其他省份反对比较温和的原因。可为什么四川士绅反对那么激烈呢？是四川人比较血性，还是政府对四川太苛刻？

    四川商办铁路公司为了修建省内铁路，前后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其中大约700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这不用说。而另外的700万两里，则有一半被该公司的经理施典章挪用。来投机橡胶股票，结果血本无归。政府在清算股本时。当然认为自己对亏空的300多万两没有必要负任何责任。

    这300多万两银子。是四川士绅的棺材本儿，不可能看着它打水漂。可道理在朝廷那边：这钱是之前被挪用亏空的，与朝廷何干？盛宣怀明确指出，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看朝廷不认账。四川士绅也毛了：既然不赔这300多万两银子，那铁路路权你们别想收走！等我们赚够本儿再说！朝廷如今正锐意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怎么可能允许四川搞特殊化？四川士绅也正是捏准朝廷这个脉门。所以才漫天要价。争执就出现在这里。

    第三、在拆迁过程中钉子户就那么一两家。其他人趁机起哄，其实是想混水摸鱼。

    就像今天能够中标修建高速公路的，那都是有权、有钱、有背景的人。清末能凑钱修铁路的，会是普通人么？四川那些有家底、有地位的士绅，看朝廷准备让自己大出血，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和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把铁路问题“道德化”，即有目的的把朝廷“铁路国有”政策歪曲成“出卖全国铁路主权”。把“商办”简单地视为“爱国”，与他们观念相左的“铁路国有派”当成“卖国”的邪恶势力来加以抨击。利用传统的“两分法”道德判断，与民族主义的激情相互渗透，鼓动热血青年学生与中下层士绅起来抗议。

    热血青年学生、中下层士绅并不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也无法获知具体的分歧内容，——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即便知道真相，也会认为是朝廷的粉饰之词。——在“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等冠冕堂皇的爱国主义口号鼓动下，简单而单纯的人们很快被行动起来，发表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等一系列讨伐檄文。

    据说，当年四川保路运动集会，激进派核心人物罗纶上台之后，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很有鼓动力，很有共产风，对不对？

    湘、粤、鄂等各省见四川人在闹，自然欢欣鼓舞：闹得好，朝廷加码，大家跟着占便宜；闹得不好，死道友不死贫道。所以有人暗地里推波助澜，有人明面上摇旗呐喊。混杂着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计与爱国主义的民众激情，保路运动在各种势力的联合作用下，很快响彻大江南北，声势浩大。随着事件的发展，保路运动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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