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朝代的官员来说,官职都是他们的第二生命。刘镜人听说孙元起要谋杀他的第二生命,工作积极性立马变得跟管涌似的,突突往上冒。
次日一大早,孙元起刚起床,刘镜人便过来汇报:“启禀大人,养病院新址找到了!”
“哦?”
“下官在城郊觅得一家客栈,凡有房屋五十余间,床榻桌椅俱全。因近日疫情严重,住客稀少,正可以借来一用。”刘镜人唯恐孙元起不信,又详细解释道。
孙元起大喜,少不了大肆嘉奖一番。顾不得吃早饭,当下命人请来伍连德、姚孙二医生、赵景惠等人,商议在新址上建立一所较为正规的传染病医院,姚、孙二医生负责治疗病人,伍连德负责寻找病源和传染方式,赵景惠等人研究病菌及抗病药物,至于自己,则主动请缨负责隔离、消毒、善后等事宜。
诸人散后,孙元起胡乱吃了几口早饭,正要带领志愿者出门督导全城戒严,门房来报:“老爷,有两位洋人求见==。”
他们鼻子倒是灵的很,自己昨天下午刚到,今天人家就找上门了。
两人都有名片,一个写着“日本私立北里细菌学研究所所长,北里柴三郎博士”,一个写着“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院长,哈夫肯医师”,看来他们分别是日、俄两国此次防疫的总医官。
技术官僚毕竟单纯些,而且他们到疫区也更早些,对于疫情认识更加深入,正好相互交流一下。想到这里,孙元起说道:“快快有请!”
北里柴三郎是个五十多岁的矮老头,哈夫肯则是三十出头的高大汉子。对于孙元起他们都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寒暄过后,孙元起直接问道:“二位都是传染病方面的专家。对于此次疫情。有什么看法?”
因为对霍乱弧菌、鼠疫杆菌等细菌的深入研究,北里柴三郎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哈夫肯不敢怠慢,很恭敬地请他先发表意见。北里沉思片刻。字斟句酌地说道:“1894年香港发生鼠疫,我和同事青山胤通博士等人赴疫区开展实地调查。在老鼠身上发现并分离了鼠疫杆菌,从而确认老鼠是传播鼠疫的罪魁祸首。本次我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委托,前来调查病因。到傅家甸之后立即雇人捕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可是一连解剖了数百只老鼠。始终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所以我有些怀疑现在流行的传染病是不是鼠疫。”
听了翻译,孙元起有些疑惑:“北里先生,你是研究鼠疫杆菌的专家,只需要解剖病死者遗体,比对一下两种病菌的差异,不就可以确定是不是鼠疫了么?”
北里柴三郎躬身答道:“实在抱歉。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解剖遗体,因为日本侨民暂时还没有人感染此种病疫。贵国国民感染致死者倒是很多。但贵国法律严禁破坏尸体,作为外国人,我更不能逾越。”
孙元起又问哈夫肯:“哈夫肯医师,你的观点呢?”
哈夫肯有些自得地答道:“很不幸,又有些幸运,滨江厅的俄国侨民有不少感染了这种疾病。经过我认真检测,现在可以完全确定这种传染病就是鼠疫!”
北里柴三郎奇道:“既然是鼠疫,为什么我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哈夫肯眨了眨蓝色的眼睛:“或许您和牛顿爵士一样不走运,解剖的那几百只老鼠恰好都是健康的。”
牛顿是伟大的科学家,但也有运气不好犯错误的时候。1666年,23岁的牛顿想通过实验来证实不同物质具有不同的折射率,于是他把玻璃和水组合在一起来,测量两者折射率的差异。非常不巧,他选用的玻璃与水具有相同的折射率。于是牛顿推断:所有透明物质具有相同的折射率。
他还兴冲冲地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一位对光学很感兴趣的朋友卢卡斯。卢卡斯有些不信,回去重做了这个实验。他选用玻璃与牛顿的不同,自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玻璃和水有不同的折射率。当卢卡斯把结果告诉了牛顿,牛顿却固执己见,连重复的实验都懒得再做。
鉴于牛顿赫赫威名,大家都接受了他的错误结论。直到牛顿死后,人们才发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牛顿的这个故事,科研人员都耳熟能详。北里柴三郎听了哈夫肯的解释,对于自己的解剖结果也怀疑起来,心道:难道我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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