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进士。光绪十四年(1888),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任工部右侍郎;十五年(1889),正式调任工部右侍郎;十九年(1893),升任兵部右侍郎;二十一年(1895),转为左侍郎;二十二年(1896),以兵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二十三年(1897),调任吏部右侍郎,旋即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九年之间,历任工、兵、刑、吏四部侍郎,最终只不过是从之前的左副都御史升了一级,成为左都御史,连尚书的边儿都没摸着!
“大人此次荣升,可谓春风得意。不过到京城之后,希望能低调做人,认真结交诸位上官和同僚,争取早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孙元起见杨度又有端杯敬酒的趋势,连忙反客为主,先端起酒杯:“敝人自到湖北之后,庶务多有赖于诸君。今天能有些许业绩,并蒙擢升,感激良多。谨以杯中酒水,向各位致以诚挚谢意!”
喝完之后,孙元起拿起酒壶给诸人斟满,顺便问道:“皙子,朝廷发来的谕旨里,提到新任提学使是谁了么?”
“没有。”
“那就好。如此一来,我们应该有一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处理湖北的剩余事务。”孙元起放下酒壶,“大家再辛苦一段时间,等事情结束,我们到北京之后好好乐呵乐呵。”
“去北京啊……”诸位幕僚顿时神色各异。
幕僚好比后世官场的秘书,领导每换一个职务,幕僚就跟着换一批,只有少部分忠心耿耿、志趣相投的死党才会跟着领导到处东奔西跑,乃至服务一辈子。这五个人虽然未必都是做幕僚的料子,比如林纾天天都在忙他自己的译稿、陈乾生则动辄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然而毕竟相处两三年,关系非常融洽,孙元起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跟着去北京的:“大家不用担心‘京城米贵,居大不易’。到了京城,诸位薪金会比在湖北时多出五成。而且我在后海有套宅子,住上几十口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诸位幕僚相互望了望,没有说话。
“当然,如果不想去北京也请尽早说,我争取给大家在湖北谋个体面的差事。”十个指头还有长短,何况各位幕僚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俊杰呢?孙元起知道“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所以也不强求,“大家如果没想好,也不用着急回答,反正还有一段时间。”
杨度停下手中的扇子,瞪着孙元起:“百熙,当年一道从日本回国的时候,你曾允诺‘苟富贵,勿相忘’,如今还算数不?”
“自然算数,只要皙子不嫌弃!”
杨度搁下扇子,双手端起酒杯:“既然如此,以后就叨扰啦!”
“小弟欢迎还来不及呢!”孙元起没有任何推脱,杯到酒干。
现今的五位幕僚中,对孙元起帮助最大的无疑是杨度。有了他的协助,官场上勾心斗角的事情再也不用麻烦自己费脑筋。所以对于杨度的表态,孙元起持十二万分的欢迎。
坐在孙元起右手边的林纾也捻着胡子说道:“老夫翻译泰西文字,请教于百熙之处甚多,不知百熙能继续赐教否?”
林纾是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古文功底极为深厚,往往口述者还没说完,他就已经写好了。但他却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不懂外语,无法选择合适的底本,决定权全在口译者的手上。因此,他曾闹过一些笑话,比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等。
孙元起虽然没读过几本外国文学名著,可是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跑么?经常提出一些富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再加上在欧美又认识那么多熟人,总能为林纾找到最可靠的底本。林纾对此也颇为感谢,在译作的前言、后记中一再提到孙元起的襄助。
孙元起再次端起酒杯:“畏庐先生说什么赐教?实在是折煞后学了。非常欢迎您一起去北京,后学还想向您请教桐城文字呢!”
刘师培也不甘示弱:“小弟愿随百熙到北京!”
章士钊沉吟片刻,也答应了。
只有陈乾生有些歉意地说道:“百熙兄,小弟自知不是当幕僚的材料,这几年又忙于自己的事情,对于衙门没有任何帮助。然而你对小弟并无一句埋怨之词,小弟实在是既羞且愧!如今百熙兄荣升左侍郎,想来幕下会有更多俊才,小弟恰好在湖北还有些俗务未料理完,就不随大家去北京了。辜负百熙兄好意,还望见谅!”
“既然仲甫有意留在湖北,那愚兄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说实话,孙元起对陈乾生的去留还真不太在意。
“如果可以的话,小弟想请百熙兄把我安排到法政学堂,哪怕当个杂役也行!”
如今湖北法政学堂主要是王宠惠和宋教仁在处理校务,可以想见,里面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息。陈乾生此去的目的,如同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就是要拉帮结派准备造反。
孙元点头:“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虽然现在已经有谕旨,毕竟还没有正式离职。即便已经离职,在法政学堂安排一个监督或教务长,冲着自己的面子,难道陈夔龙或后来的提学使还能说出什么来?
随后,又补充道:“仲甫到了法政学堂,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一切总要以学生安全和学校大局为重。”
陈乾生微微一鞠躬:“小弟受教了!谨以杯酒,感谢这些年对陈某的关照,也祝大人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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