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还是学校的老师,不会妨碍的。”
众人依然不肯,劝了几回,孙元起才收回主意,却对学校领导层略作调整:张元济卸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在孙元起离京期间代理校长之职;罗振玉改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副校长;严复出任教学委员会主任、副校长。
回到学校,孙元起开始准备出京事宜。这几个月来,因为学部的事儿,孙元起经常住在城里,老赵、老郑则在学校里面忙,倒没有随身跟着。见孙元起回校,两人都赶了过来。
孙元起正在校长室收拾书架上的书刊杂志,见了两人,便招呼道:“老赵、老郑,你们来得正好,赶紧找几个人来,帮我把这些书给搬回去。”
老赵奇道:“老爷,你这是干啥?搬家?”
“是啊,过几天我就要动身去湖北。这回老爷我可真成了老爷喽”孙元起一边收拾,一边开玩笑道。
老郑一愣,连忙问道:“老爷,您是得了什么差事?”
“哦,是提学使。”孙元起怕他不明白,又补充道,“类似于以前的学政”
两人一起出门找人过来帮忙的时候,老赵不解地问:“郑二哥,提学使到底是多大的官啊?”
在老赵的眼里,从皇帝、宰相、尚书往下排,就只有总督、巡抚、知府、知县,其他的官都不在认知范围内。
老郑答道:“听老爷说,这提学使相当于以前的学政,而且听着这个名字也和布政使、按察使差不多,估计是正三品吧?”
“正三品有多大?比知府大多少?有巡抚大么?”老赵继续问。
老郑说:“正三品,比知府大三四级,比巡抚一两级。”
“嚯,不得了了”老赵惊讶出声,“老爷包准能和老太爷一样,做到宰相”
“那是老爷现在可才三十岁,以后有的是机会。”老郑应和道。
忽然老赵一拍大腿:“老爷这去湖北,恐怕至少也得两三年,身边可不能没人照应不行,不行,俺也得回去收拾一下”
本来,孙元起只准备带十来个保安赴任的。结果老赵一番眼泪攻势,孙元起只好带上他老两口,景惠、景范却都留在了学校。老郑也主动请缨,孙元起借口家业都还在北京,需要有人照料,才安抚住他。
老大人说幕僚会有人自荐和举荐,孙元起最初还不行,结果刚露出口风,两三天工夫就收到了三四十份类似于“求职简历”的名帖。尤其是在京湖北籍官员在湖广会馆宴请自己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向自己递了一份名帖。除了落魄在京的举人自荐,更多是推荐自己在乡的亲朋好友。在所有收到的名帖中,孙元起只中意一个人:林纾。
林纾是严复推荐的。两人都是福建侯官人,算得上是世交,加上同在京城、都热爱翻译,所以往来密切。说起来,林纾的科举之路还挺坎坷的,他在30岁中举人之后,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结果“七上春官,屡试屡败”,自此便绝意仕途,走上文学翻译之路,也因此成就他“译界之王”“译坛泰斗”的美名。
尽管林纾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轰动一时,不过除了博取偌大的名声之外,对他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善,现今依然在京里的五城学堂担任国文教员。
幕僚和雇主,除了一般的雇佣关系之外,更多的是互相协助的朋友关系。尤其是在清代,秀才、举人出身的幕僚,协助雇主处理各种公务,既是为赚取高额的薪金,也是在学习从政的经验。雇主对于这些未来可能成为官员的士子,表示出极大的尊重,毕竟很多人也是这么过来的。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通常二者会以“兄弟”相称。
孙元起接到严复的推荐之后,不敢怠慢,连忙丢下收拾行李的活计,赶到五城学堂拜见林纾。林纾因为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思想上倒不是非常保守,和孙元起聊了一会儿,便欣然接受了孙元起的聘请。当然,每年两千两的白银确实比国文教员的工资高许多。
趁着在城里,孙元起又去吏部衙门领了提学使的印信。一般来说,官印应该是在职务所在地的。新官接到圣旨之后,赶到任所,与前任交接事务,妥当之后才正式交接官印。这个过程还有一个专门的术语,称为“接篆”。不过各省提学使司是刚成立的,官印自然是在吏部了。
孙元起也是第一次见到清朝官印,好奇的紧。出了吏部,便打开印匣,拿在手里翻来翻去地看了几回:和传说中正方形的官印不同,这个铜铸的印章长二寸九分,阔一寸九分,却是个长方形。印文右边两行,用汉文尚方小篆写着“湖北提学使司之印”八个字;左边三行是曲里拐弯的满文,想来也是同样意思。
看毕之后,随手递给身后的老赵。走了十几步,孙元起老觉得哪里不对劲,回过头一看,只见老赵双手恭恭敬敬地把印匣捧至齐额,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不禁失笑道:“老赵,你把它放怀里揣着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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