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幕僚低头答道:“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对于朝堂上的事,他可不能多嘴。
济州府尹稳了稳心神,问道:“依你看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去办?”
那幕僚说道:“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济州府尹点了点头,确实,以上都是他自己的猜测,他首先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好自己在东京还有几个朋友,是时候联络一下了,只有弄清楚这里面的弯弯道道,才能决定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破,什么时候破,以什么方法去破。
就在他打算提笔写信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说道:“刚才我差遣缉捕使臣负责,要是他们提前侦破此案,又该如何呀?”他现在总不能再把缉捕使臣唤来,说这个案子不要急,慢慢破,不管怎么说,样子还要装一装的。
那幕僚明白府尹的意思,说道:“这个包在小的身上,小人自会去暗暗晓与缉捕使臣知道。”
济州府尹点了点头,说道:“那就好,那就好,你办事我是放心的,去吧。”
那幕僚施了个礼,退下了。
PS:水浒中出现了这么一句“且说济州府尹自从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札付,每日理论不下。”老督管在失了生辰纲后,是先去济州府那里报了案,然后回到了大名府告予梁中书知道,梁中书听了大怒,写了文书,当时差人星夜来济州投下;又写一封家书,着人也连夜上东京,报与太师知道。这个消息在济州府,大名府,东京蔡太师那里来回传递,折腾了有十几日,而这十几日的时间,济州府尹没有去破案,而是“每日理论不下”,他能“理论”什么?就是理论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蔡京派了个府干过来,他才知道自己想多了,这就是件单纯的劫财事件。
其实这个案子很好破的,之前我说过,吴用的计划出了个很大的纰漏,他们扮作贩卖枣子,白酒的都很成功,只是一路上留下了太多的痕迹,若在远处作案也就罢了,他们是在自己家乡附近作案,很多人都认出他们来了。尤其是仗义疏财,声名远播的晁盖,一路上他们吃饭住店,真不知道有多少人认出他来了。济州府尹只要派下人去村间街头的客店访问一圈,晁盖他们的行走路线都能知道的一清二楚。之所以这个案子耽搁了这么久,就是因为杨志的出逃,老督管的推卸罪责,给这个案子平添了许多古怪。
至于我说蔡京和高俅不和,在水浒中也是隐隐有所体现的,而且,忠臣可以惺惺相惜,因为正义感不会因为参与的人多而有所减弱,但奸臣求的是利,朝廷上能获利的地方是有数的,你得的多了,我的就少了。所以实际历史上,那些权倾一时的大贪官,像严嵩,和珅那样,在同时代是没有其他大的贪官的。对他们来说,骂他们的忠臣和与他们夺利的贪官一样讨厌,而且对付忠臣不但要应付舆论上的压力,而且很难抓到把柄。对付贪官就好办多了,现成的罪名就在那儿摆着的,不用白不用,至于说他们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罪,那就不用管了。
水浒上将蔡京,高俅等人的罪责都有所夸大,徽宗年间的政治是很复杂的,到现在还有很多种说法,蔡京高俅不算是什么好人,但和历史上有名的奸臣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宋史中并没有为高俅做传,对他的记载也很少,修史的时候,大忠大奸都会有很大的篇幅,由此来看,高俅还称不上是大奸),北宋的悲剧是诸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要归咎于宋徽宗。但在古代,是不能说皇帝不好的,特别是这种民间流传的通俗读物,所以徽宗的错就全被蔡京,高俅等人分担了。到了水浒成书年间,蔡京,高俅是大奸臣在民间已经是完全被认可了。
类似的事也有很多,比如说在唐之前,曹操一直被认为是雄才大略的,包括北宋修订的资治通鉴对曹操的评价也很高,但到了后来,三国成书的明初,曹操是奸臣已经是民间主流观点了,清后期出现戏曲后,曹操就只能是白脸的奸臣了。
不管怎么说,我是以水浒为背景写的,所以在设定也尽量依照水浒中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