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春带着四十多个滨海市的干警赶到山口镇的时候,差点又和守在镇子检查站旁的武警发生了冲突。
幸好曾春身份是滨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负责封锁镇子的武警支队副支队长李忠最后还是把他让了过去,不过又没全让,只让了曾春带着十个人进去。
如此一来,北川省银沙市山口镇顿时热闹起来。
曾春自己带了二十多公安,也带了二十多个武警,而银沙市边防支队这边也派了足足一个中队过来,将镇子团团围住。
两边都是警察,按道理同属一源,不过却在镇外的检查站旁对峙了起来。滨海市的公安和武警不撤,银沙市的武警也不走,两帮人就像古时候对垒的军队,列开阵型,等候上头的命令。
山口镇是两省间的交通要道,来往车辆不少,过往的司机纷纷降下车窗探头看着这一幕难得一见的场景。
这种场景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九十年代初期,滨海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许多沿海城市都存在走私的现象。从八十年代的电子表、录音机到九十年代的录像机、卡拉OK机、电视机甚至香烟、汽车、成品油。
北川省虽然经济上远没有南海省发达,但是得益于自身有海岸线,而且自和Y国的战争结束后,俩国开始通商,作为和Y国接壤的省份,自然而然在受到贸易利益之余又等于多开了一条走私的通道。
但是北川省走私有个特点,大部分是以香烟为主。但是北川省由于地方民众的消费意识问题,万宝路和三个五、健牌之类的走私香烟卖得并不得价。而相邻的南海省,由于是最早打开国门的地方,对舶来品一向青睐有加。
九十年代初期,南海省商人并不喜欢国内生产的香烟,或许是那时候的万宝路广告做得太好,谁出去谈生意,口袋里不放一包万宝路和别人分享都觉得拿不出手。
司徒洋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利用港商的身份开始走私香烟的勾当。和香港接壤的鹏城市,对走私香烟卡得比较严,司徒洋就来了个曲线救国。
把船开到公海,由太平镇的大飞艇到公海接货,然后蚂蚁搬家的形式运到太平镇,然后进行分销。
或者直接利用Y国当时百废待兴的无序状态,将香烟走私到Y国的码头,然后经过绵长的交界线进入北川省,再由陆路运到太平镇。
司徒洋原本祖籍是北川人,有了这一层关系,加上披上了港商的外衣,人胆大之余又相当的精明,所以他在北川省如鱼得水,混得相当滋润。
不过,司徒洋的胃口日益增大,导致了他不满足于走私香烟和轿车,想去动刘小建原本已经做开的成品油生意,导致惹祸上身。
司徒洋怎么也没想到,刘小建的父亲刘大同会这么快就当上了滨海市的市长,当年背后捅了一刀刘小建,如今想想起来都觉得后悔。
当两百箱走私烟在太平镇被扣,司徒洋原本是想借这件事去给刘大同拜拜码头的,没想到刘小建压根不稀罕他那点孝敬,要的是和他合作,分司徒洋原本已经搂在怀里的蛋糕。
走私小轿车,是一门利润丰厚的犯罪活动。司徒洋根本不像割肉,想忍痛将太平镇这个南海省走私渠道的桥头堡放弃,另起炉灶。
他在太平镇还有一千箱的走私烟,价值将近五百万。太平镇被封住了,他思来想去,决定反其道行之,让烟往回走,到了北川再另作打算。
司徒洋钻了曾春布局的空子,不过却被太平镇派出所这帮土地爷盯上,刚往北川撤退就跟踪了。
幸好司徒洋多年来走私从不亲自上阵,否则这回在野味饭店扣住的就不光是司机了。
滨海市领导和银沙市之间谈判并不顺利。九一年在两市之间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南海省的公安跟踪走私分子到了北川境内,扣押车辆和货物,却被北川省的武警给拦住。
两市之间互不让步,结果官司打到了省里,最后两省领导出面才算妥善解决。不过两市的相关涉案领导全都被撤职或者调离岗位。
这一个案子算是个前车之鉴,所以在滨海市和银沙市之间的谈判,虽然无法顺利进行,但大家都不愿意打嘴上官司,不愿意闹到省级层面上。
因为最终结果,是一拍两散,谁都得不到好果子吃。
可是说到让步,两市之间谁都不肯让步。在九十年代,走私一度被歪曲为促进地方经济的一个灰色的手段。
就如南海省,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改革开放,走私浪潮一直没断过,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确实是丰富了地方群众的某些需求,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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