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问:“这种车型,伦敦当地开的人多吗?”
萧让摇头:“不多。伦敦当地登记的一共就12台,锁定车主很容易。”
宁稚松一口气,继续看向投影。
“发现这段监控后,我们立刻联系了办案的警方,但对方始终不肯透露任何信息。十天过去了,周玲玲仍然下落不明。”
说起当初的重重的困难,王志东一脸的疲惫:“以当地警方的能力,这么长时间找不到车也找不到罪犯是不合理的,他们到底投入了多少警力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不清楚,当时我们是很焦虑的。”
宁稚怜悯地看向周成海。
一个在伦敦当地生活了三十年的律师,对案子都有深深的无力感,更何况是语言不通、来自农村的周家人。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很气愤,一起向办案警方施压——你们这么长时间没有结果,我们有可能考虑聘用私家侦探,自己花钱请私家侦探进行侦查。警方听完,强硬地回了三句话。第一,你请的私家侦探,我们不可能把已经调查和侦查的结果或现有成果和他分享。第二,你的私家侦探不能干扰我们作业。第三,如果有任何地方干扰了我们作业,我们会把你的私家侦探抓起来。最终我们没有聘请私家侦探,后来我们才了解到,警方早已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那辆土星牌的车主。之所以三缄其口是防止外界因素影响办案,很多侦查行动必须保密进行。”
听到这里,宁稚松一口气,但内心仍旧很感慨。
虽然有法律是公平正义的,人人都能获得法律的保护,但警方办案、司法流程与公民权利,又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矛盾。
普通民众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认知去周旋这些矛盾的,如果不是律师从中起到沟通、润滑的作用,普通人的维权之路、追求公平正义之路,会更加艰难。
宁稚再一次对律师这份职业,有了不同的理解。
她看向继续介绍案情的万志东。
“因为找不到尸体,警方无法逮捕犯罪嫌疑人。你明知道是这个人干的,但是你就是没有证据。警方当时的处境也是很被动,后来,警方说服犯罪嫌疑人的情人为线人,在其身上装了窃听器,从而录取到犯罪嫌疑人口述的犯罪过程……”
宁稚知道接下来要公开周玲玲的遇害过程——这些,周成海是早就了解了的,万志东今天再提起,主要针对今天才抵达伦敦、还不知案件内情的萧让等人。
周海成没必要再重复听一次女儿的遇害过程。
听一次,对老人就是一次的凌迟。
宁稚担心地看向周成海。
周成海脸色很痛苦,宁稚从没见过这么痛苦哀伤的表情。
她小声对萧让说:“我陪周叔叔出去透透气,您和陈律先听,回头告诉我。”
萧让点点头:“好,去吧。不要走远。”
宁稚对他笑了下:“好。”
她猫着身子走到会议桌对面:“叔叔,我想喝咖啡,您请我喝一杯咖啡好吗?”
周成海回过神:“好好!走!楼下就有咖啡厅。”
俩人轻轻离开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