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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声色光影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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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幸运的,因为工作的关系,可以留下些什么。还会有偏得,那么多大家留给我的,好像那个女孩的快乐和坚强,其实都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传递着。这也是我选择做喜剧的原因。这世上多一个人笑,就少一个人哭,多好啊。献给@花猫的小屋甘于路过是一种境界,我是平凡,总希望留下些什么,才算有价值。“那么我们拍电影吧!”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2013年12月31日晚上10点,我在三里屯的过街天桥上满眼是泪,我的经纪人菜花问我:你是认真的吗?我的很多决定在做出来的那一刻,都不是认真的。这次也不是,这次是赌气。几天之前我问过柳岩的档期,她说31日的白天在拍邓超和白眉的《分手大师》,我问晚上呢?她说晚上要看白天能不能拍得完。我不是要约她跨年,当然要是能一起跨年也挺好的。那时候《屌丝男士3》快要杀青了,还有几场理发店的戏,场地在三里屯,只有31日的晚上能拍。我给白眉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柳岩的戏是白天的,所以晚上应该可以到我的剧组。我和《分手大师》很有缘分,2010年年底的第一版话剧,我在里面扮演了一名叫小翠的劫匪,所以那天下午我特别开心,和菜花拎着各种饮料去了《分手大师》的片场。我心里想着,可以看到很多相熟的好朋友,还可以陪着柳岩收工,一起回到自己的片场,这一年的收尾多么完美。当时在拍一场邓超被“唐大师”折磨的戏,很精彩,监视器前面大家笑得肝儿颤,只有邓超的妈妈一直皱着眉头,很心疼儿子,我掏出手机给妈妈拍了一张照片,超哥说:“你的视角一直都很特别,可是我演戏你不看我,看我妈干啥?”那种感觉很复杂,《分手大师》从话剧到电影,中间经历的很多事情邓超和白眉都和我分享过,我深知不易,所以由衷替他们感到开心,也由衷替自己感到着急——眼瞅着天就黑了,怎么还不拍柳岩?剧组放晚饭的时候,我试探性地问白眉,今天柳岩的戏大概几点能拍完?白眉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她大概七点可以收工。七点的时候我问白眉,他说是八点。八点的时候我没再好意思问,后来直到九点柳岩都还没有开工,更别说收工了。三里屯的理发店里,《屌丝男士3》剧组的几十个工作人员,正在等着他们的女主角。其间我的制片主任不停给我打电话催我回去,我问他,如果这个时候通知剧组别等了今天不拍了,大家会不会疯?制片主任说你才疯了呢,大过年的,大家等了一天,你能说不拍了?是不是你来人家剧组要人,人家不高兴了所以才不拍柳岩的?我说才不会呢,我和邓超白眉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制片主任悠悠回了一句:我觉得是,人家拍的是电影,咱们拍的是网剧,当然电影比较重要啊,你想想你凭什么跟人家要人?真的是这样吗?九点半多的时候,我离开了《分手大师》的片场,我和白眉说你们好好拍,今天我那边就先不拍了。柳岩一直在咬嘴唇,我说你也别太为难,好好把戏演好,我会想到解决办法的。那天很冷,我在路边哆哆嗦嗦了很久才打到车。我在车里给于莎莎打了一个电话。我和莎莎坦白说这个角色本来是柳岩的,她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但是剧组已经准备好了,你愿意帮我吗?莎莎问我:“你们在哪儿拍?”我很感激莎莎,所以后来《极品女士》的第三季,改由我帮莎莎做监制,用的都是《屌丝男士》的原班人马。当车子快到三里屯的时候,司机怎么也不肯往前开了,他说你们下车吧,前面实在太堵车了,过一个天桥就是了。我拉开车门,正好碰到一个小伙子,有时候我自己也很奇怪,很多喜欢我的人看到我,并不是激动和兴奋,而是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透着亲切和熟悉,小伙子对我说:“大鹏,新年快乐!加油!”忘了你长什么样子的小伙子啊,你并不知道那一句鼓励对于当时的我有多重要。我快步跑到天桥上面,菜花在后面追我说你慢点啊,我停下来调匀了呼吸,转过头对她说:“那么我们拍电影吧!”天桥上很多人擦肩,各有各忙,熙熙攘攘。天桥下是如织的车流,某一辆里坐着于莎莎。菜花呆呆地看着我,我已经看不清她了。在我们开拍以后,柳岩给我打电话,说她收工了,要赶过来,我说莎莎已经救了场,你也等了一天,赶紧回去休息吧。柳岩说是我耽误了大家过年,我怎么样也要赶去三里屯。她并没有真的赶到三里屯,因为直到我们拍完,她还堵在路上,就那样跨了年。后来等到我自己拍《煎饼侠》的时候,才终于理解了那天晚上的邓超和白眉,其实并不是不放人,而是因为对作品的专注,常常忘我又忘他。有一次袁姗姗拍完要赶飞机去外地参加活动,很着急,我却冷冷的,一方面尽力在拍,一方面也不承诺一定会放她走。在工作之外,我并不是那样的性格,我理解这是对自己作品的一种负责。不过后来姗姗还是赶上飞机了,我嘴硬心软。事实上在《煎饼侠》的拍摄过程中,邓超和白眉给了我很多帮助,超哥自己还参与了演出,而《分手大师》里的“唐大师”梁超,也成为了《煎饼侠》里的“海哥”。但是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其实是《分手大师》推了我一把,做出自己拍电影的这个决定。我后来也没和他们讲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当时那么误解自己的朋友,挺不够意思的。我很惭愧。烂片不是那么容易拍的2014年我上了春晚,演了一个小品。上场之前我趴在地上亲了舞台一口,嘴有点儿麻,不知道是不是被高科技的LED地板给电着了,所以我表演的时候老舔嘴唇,很怕粘到一起说不出来话。马丽是过来人,她说她第一年上春晚的时候嘴也麻,愣是和我一样,不承认那叫紧张。岳云鹏比我还紧张,我们还没演完,他就在台上哭了,勾搭得我也没忍住。我们的下一个节目,是王铮亮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每次彩排,我下场都会和小亮哥拥抱,加油打气。直播那天我是哭着下去的,后来他给我发消息说:都是你把我给吓的,一开口就唱跑调了。那天我哭得很难看,有几个舞蹈演员跑过来找我合影,我说实在不好意思,真的是太狼狈了。后来也很后悔,应该和他们照的,可能我再次见到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舞蹈演员们很不容易,化妆成差不多的样子,没见得有什么特写,却排练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小品一共排练了109天,我管它叫“自残式”排练,后来我觉得已经接近“自杀式”了。因为白天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忙,所以我们的排练往往从半夜开始,蔡明姐说我们是“聊斋剧组”。大家排练到早上四五点,又接着去忙其他的事情。第一次参加审查是在宾馆的一个小房间,对面坐着央视的几个领导,我们在离他们不到一米的距离演出,不敢使劲儿演,怕唾沫喷到人脸上。那种感觉很诡异,因为你的观众就直接是奔着挑毛病来的,所以演得也不自信。结束以后头衔最大的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也对每个人做出了评价:“蔡明,当然是你们的中流砥柱,老春晚了,不会犯什么错误;华少是当红主持人,嘴巴很快,适合这个角色;岳云鹏,我听过你的相声,演得很好。”然后他看着我,停顿了几秒钟后问:“你是?”旁边的人赶紧接话说:“他叫大鹏,是网上的。”领导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就说别的去了。那天晚上蔡明姐发了很长很长的一条微信鼓励我,叫我相信自己。其实我是相信自己的,但一直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被换掉,所以始终没和我妈我爸说这个事,直到记者拍到我参加彩排的照片。那些记者都是我的朋友,之前我做过好几年的《大鹏跑春晚》,和他们一起蹲在央视的西门,一蹲就是一天,冻得跟什么似的。腊月二十八那天,新闻频道的《面对面》节目,播出了蔡明姐的专访。在谈到我的时候,他们插播了一些《屌丝男士》的画面,里面竟然出现了波多野结衣,我当时就吓尿了,心想完了完了,这要是被央视领导看到可怎么办。要么就是他们不看自己的片子,要么就是他们不看日本的片子,反正这事儿最后没扩大化,我终于挺到了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拿着第一稿剧本请每一位参与者在上面签了名,可是却发现我们演的小品和第一稿剧本已经完全没什么关系了。到演出的时候,我们的剧本整整改到第26稿。演完之后回家,我妈说我到底演了什么她完全没看进去,只顾着盯着电视屏幕,生怕我忘词,后来我陪着她,她也陪着我看了一遍重播,才看明白。我妈说这个小品真好,越看越好,不用看也知道好看,因为儿子足足忙活了一百多天呢。有了我妈的这句话,我就没有再去看其他的评论了。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我以后可能都不会再骂春晚了,因为我确实参与过,深知不易。我可能以后也不会随便评论哪部电影了,因为就算是烂片,也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只是能力有差别,但我都愿意相信,那些人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力。当然遇到烂片你们还是可以骂的,毕竟花了钱的嘛,不花钱也浪费了时间和空间。只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口吻,说什么“像这种片子我也可以拍出来”,还真不一定行。我也演过各种各样的片,和内地、香港、台湾的许多导演都合作过,其实是想了解不同风格的导演如何掌控自己的作品,后来发现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标准模板。这也是电影有趣的地方,作品不会说谎,直接反映思想。所以就算你想故意拍出一个烂片,都很难。《煎饼侠》像我的人一样,是一部“很努力”的电影。可是我多么想让别人在评价我的时候,说我“很聪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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