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廷历经数十年,各地衙署吏员早已对民生百计变得漠不关心,平素多是蝇营狗苟,巧取豪夺。谢林和程世林在其中还算是比较本分,能够做实事的。于志龙能留用,并重用他们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令这些伪元旧吏一时难以承受的,就是相比元廷风气的沉沦,于志龙明显对他们的要求严得多。
于志龙不仅明确了各级官吏如主管、掾吏、衙役,门子等的职责,还参照后世细化了数据统计和考核,例如县尹等行县的时间,频次,查询过多少乡村,问询了何人,乡里风情、民生、物价有几何等,都需行县人一一整理并笔录,行县后上交上级考评。
各个衙署主官的报告和上级考评都必须经于志龙亲自抽取核验,包括谢林、程世林的;自得了沂水等城后,各级官吏的选拨,任用、考核等工作量迅速增多,于志龙一时又无法假手他人,只得在处理军务的同时,日夜兼顾对政务骨干的选拨、考核。
随着管理地域的不断扩大,筹办管民总管府将不得不提上日程了。于志龙开始思索未来的治政架构。
如今的衙署面貌,与一年前大不同。伪元官吏被撤换了近一半,同时补充了不少新鲜人士,包括不少作战后伤残的靖安军士卒、百户等。这些人由于出身原因,对于志龙最为拥护。
此外,于志龙这次还任命田烈为本地学正。令其大力督办县学。为解决大多数民众家贫,无财力送子入学的窘境,于志龙特地批示方学在官仓里每月拨付数百石米粮,专供学子和讲师、教授。
这一系列的兴农、垦荒、劝学、缉捕盗贼,修路等办的有声有色。如果于志龙不是反贼出身,若在大元朝廷岁考中,必能考核优等。反倒是自诩朝廷正道的高官贵戚纷纷将国财侵夺为私利,不啻于国贼、巨寇。
谢林与程世林等旧元胥吏暇时私聊时,每每议及此处,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
临朐如是,沂水、莒县等地亦是按此施行。此是善举,极得谢林、方学、金炎、孔英等推崇。
消息传到地方,无论贫富人家均道靖安军是仁义之师。前者于志龙、赵石开仓济困,惩办地方无良官吏和恶霸,已得人心。这次更是使得地方迅速安定。
后来又有传闻,靖安军欲彻底丈量各家田亩,清算羔羊息,资助各家结社并开垦荒田,同时广为安置本地流民,或分田结社,或择青壮雇工。许多流徙在外的民众听得家乡消息纷纷扶老携幼,辗转归往故里。就是一些流落在外的其它地方流民得知此事,也是将信将疑的,陆陆续续前往靖安军所控制区域讨口饭吃。
益都路元廷虽早有拦截,但是因为封锁线被破,此时已经难以围堵周密。
若说对于志龙有不满者,主要还是地方大族、巨擘,他们已经掌控了海量的田产,并隐匿了大量良田,甚至还役使着无数驱口、隐户,靖安军这次丈量、清算田亩,重新核定田租,勾销羊羔息,对他们的利益伤害最大。只是形势比人强,靖安军正风生水起,这些大族巨擘暂时不得不隐忍。
于志龙何尝不知?不过此时靖安军急需的是各地民众踊跃拥护,这些大户望族本就是他分步打击的对象,若是能够拉拢分化,以利诱之,可供驱使,自然最好。
与以往统治者不同,本地民众,特别是商户等明显感到靖安军对商人、小贩、匠户的看重。自临朐解围大胜后,于志龙先后颁发政令,严喻各地重新布设关卡,除了几个府县要道继续保留管卡抽税外,就是城门卡处,一般也取消了往日设置的抽税掾
吏,过卡什物按照三十抽一。允许各地商贩携带商货、柴草、菜蔬等自由出入,城乡集市上的小贩在指定的位置摆摊,除了缴纳少量的卫生管理费用,其他摊派一概取消。
通关、摆摊摆摊的抽税少了,自然做买卖的利润就高,不仅小商小贩欢喜,就是经营买卖的大富商们也感到欣慰,大大抵消了靖安军的对他们家资重新核查,核算的反感。
小贩一日辛苦所得,也许只有数文钱,但是他们本就清贫,这点文钱日积月累,到了月底也许就是百文钱,足够多买几个炊饼或半袋高粱,家人就可稍解几顿饥饿。
富商们则是日进斗金,靖安军如此做,可为其节省流通成本每月或有不下百两、千两者。
大乱之后有大治,人心思定。靖安军地域的盗寇、强盗明显少了,商路安靖,商队来往通便和安全,大大减少了风险。除了单纯吃田租的地主外,凡是有商路的富户多有受益的。何去何从,商人们心中自有选择。
于志龙的做法就是鼓励经商,鼓励商品流通,但是商人必须真实纳税。凡偷税漏税的,抓获后至少罚金三倍,再重着,拘人、抄没家资,甚至入狱。
而匠户去籍后,允其自由匠做,自由买卖,因为匠做的收益较大,官府课税从其营收中按照十五抽一,总体上地方各类匠户的劳作热情绝不下于耕户。
各地乡村的耕户大多得到自有耕地或农具、驮马、耕牛等,虽然许多是官府借贷性质,但是对于农户来说终于有了生产劳作的资本,未来就有了希望;而且靖安军檄文中反复承诺,明后年税赋将按照收成的三十抽一施行,往后才是二十五抽一,再往后的缴纳比例将控制在田亩收成的二成以内,这还包括了耕户需折算的各类官府劳役等成份,也就是说,无论收成有多好,最多只需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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