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泽)复抗疏言:“国家结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议果不足以息民也。当时固有阿意顺旨以叨富贵者,亦有不相诡随以获罪戾者。陛下观之,昔富贵者为是乎?获罪戾者为是乎?今之言迁幸者,犹前之言和议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迁者,犹前日之言和议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审用之。且京师二百年积累之基业,陛下奈何轻弃以遗敌国乎。”
宗泽在信里的言辞非常婉转,意思却是极为凌厉。宗泽是说,别以为你不去招惹金国,金国就不会派人来攻打你;既然横竖都要打,不如先下手为强!
第一封信谈经济民生,第二封信讲孝道,第三封论形势。宗泽的上访攻势,一浪接一浪,冲击不断。
即便如此,身在南京应天府的高宗皇帝依然不为所动。如今的高宗皇帝可不比原来的康王赵构,脸皮之厚,已经达到了盐油不进的程度。
很快,宗泽又找到了一个机会,因为高宗皇帝下诏书,派遣官员到开封府来,把皇宫中余下的六宫中人全部接回金陵。
于是乎,宗泽又写了第四封上访信,交给钦差;千叮万嘱,务求钦差大人把信函亲手交到高宗皇帝的手中。
在《宋史。宗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诏遣官迎奉六宫往金陵,泽上疏曰:“京师,天下腹心也。两河虽未敉宁,特一手臂之不信尔。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且并与腹心而弃之矣。昔景德间,契丹寇澶渊,王钦若江南人,即劝幸金陵,陈尧叟蜀人,即劝幸成都,惟寇准毅然请亲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准,然不敢不以章圣望陛下。”
在这封信中,宗泽又转变了策略,跟高宗皇帝讲历史。
宗泽试图利用宋真宗坚持抗辽,最终获得胜利的案例,劝说高宗皇帝,投降是没有好下场的,唯有坚持抗战,才能最终修成正果。
可惜的是,对于老帅宗泽的苦口婆心,谆谆善诱,并没有得到高宗皇帝任何片言只语的回应。
对于高宗皇帝的不作为,宋朝的史官替皇帝找来几个替罪羔羊,包括黄潜善、汪伯彦等高宗身边的谋臣。
在《宋史。宗泽传》中如此记载道:又条上五事,其一言黄潜善、汪伯彦赞南幸之非。泽前后建议,经从三省、枢密院,辄为潜善等所抑,每见泽奏疏,皆笑以为狂。
史官认为是黄潜善等奸臣把宗泽的上访信给扣压住,没有上报给高宗皇帝。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辅助高宗皇帝的主政太宰正是主战派的李纲,而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并没有权利来扣压宗泽的奏折。
宗泽望穿秋水,始终没有盼来高宗皇帝的圣旨,反而收到了金兵又再一次南侵入寇的消息。
完颜兀术派遣一万金兵入寇宋朝,来势汹汹,但最后只剩下主帅纥石烈志宁等寥寥几人逃回金国,堪称完败。
这样的结果,完全不能被金国的民众和金主吴乞买所接受。
结果是,三个月后,也就是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国再一次倾全国之兵,兵分三路,直奔东京汴梁城而来。
因为完颜兀术犯错,这一次金兵的主帅换成了大皇子完颜粘罕,但换来换去,都还是完颜家几兄弟在主持军政。
这个时候,刚好是靖康之耻的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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