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
啰嗦了半天,大家明白了吧:
刘秀同学入太学,老师是今文经师、中大夫许子威先生;教材是《今文尚书》;学习要求是重在把握精神实质,“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所以,史家说他“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并不是说他“学得不怎么样”、“只知道大概”,而是说他很好地把握了《今文尚书》的精神实质!
不仅如此,刘秀同学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不是枯灯黄卷、皓首穷经的那种,他非常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
在太学里课堂上,今文经学的教学是很枯燥、很辛苦的。
但刘秀同学很喜欢,他认真地学、充分地用,既深得要义、又运用自如。
这段学习生活让刘秀受益终生,我们不妨再说几句。
当时细纸还没有发明出来,课本都是用竹简、木牍和帛书写的,又没有钢笔、铅笔,更没有电脑和投影仪,写字是很费劲儿的。恰恰教学方式又是老师口授、学生记录,老师海阔天空地发挥,有时甚至用几万几十万字来解释一句话。如果老师口齿不清或有方言,可就真苦了学生了。
所以,谁当时在太学里学习,需要动脑子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个体力活儿。
有的从小学到老,还弄不懂一经;有的甚至日夜埋头、死记苦读,最后累死在孤灯下。
怎么办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朝中无人,又想做官,只有苦读。虽说书念好了未必都能做官,但毕竟有希望。还有,少数官宦人家子弟为了附庸风雅,也想方设法到太学里读一回。
虽然朝廷多次说要加强素质教育,并且安排删减经书的章句,但收效不大。
可见素质教育的问题最迟在前汉末期就提出了,但2000多年了至今都没有解决,很值得深思。
我认为关键是政策导向问题,即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社会评价体系太重要了,它是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资料分配的基础和依据。
但是,这种包括人才评价体系在内的社会评价体系又往往不被人们重视,甚至还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搞混乱。
前者是人们认识水平问题,后者则是阴谋家要浑水摸鱼。
我们不想扯远,看眼前的例子吧。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教育上和干部人事上的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比如太学生,武帝时只要考试通过就能做官,通过经学的科目越多被授予的官职就越高。
刘秀上太学时虽然大家毕业后不一定都有官做,但要做官必须考得好。
这样,当考得怎么样成为对学生的主要评价标准时,哪个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考试上?!
无独有偶,做官也是这样,主要凭关系,大家就都去削尖脑袋找关系;主要凭学历,大家就一窝蜂去搞学历,;主要看政绩,大家就想方设法搞看到见的政绩。
总之,人才评价体系一头牵着素质教育,一头牵着用人机制,重要得很。
好了,我们大体知道了刘秀的课堂生活,现在看看他课外都干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