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们还能在一起生活吗？还有可能吗？你说，还有可能吗？”她重复着说，提高嗓音，“在我的丈夫，我的小孩们的父亲，和他自己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发生了恋爱关系以后……”

    “但是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怎么办呢？”他用可怜的声音说，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同时他的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我对您感到厌恶，嫌弃！”她大声喊叫，越来越激烈了。

    “您的眼泪等于水！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无情，也没有道德！我觉得您可恶，讨厌，是一个陌生人——是的，完完全全是一个陌生人！”带着痛苦和激怒，她说出了这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陌生人。

    他望着她，流露在她脸上的怨恨神情使他着慌和惊骇了。他不懂得他的怜悯是怎样激怒了她。她看出来他心里怜悯她，却并不爱她。“不，她恨我。她不会饶恕我了，”他想。

    “这真是可怕呀！可怕呀！”他说。

    这时隔壁房里一个小孩哭起来了，大概是跌了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静听着，她的脸色突然变得柔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好像她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要做什么似的，随后她迅速地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哦，她爱我的小孩，”他想，注意到小孩哭的时候她脸色的变化，“我的小孩：那么她怎么可能恨我呢？”

    “多莉，再说一句话，”他一边说，一边跟在她后面。

    “假使您跟着我，我就要叫仆人和孩子们！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无赖！我今天就要走了，您可以跟您的情妇住在这里呀！”

    她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揩揩脸，迈着轻轻的脚步走出房间。“马特维说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但是怎样？我看毫无办法。唉，唉，多可怕呀！而且她多么粗野地叫喊着，”他自言自语，想起来她的喊叫和“无赖”、“情妇”这两个字眼。“说不定女仆们都听到了！粗野得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人站了一会，揩了揩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室里给钟上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他曾跟这个严守时刻的、秃头的钟表匠开过一次玩笑，说“这德国人给自己上足了一辈子的发条来给钟上发条”。他微笑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爱说笑话的。

    “也许事情自会好起来的！‘自会好起来的，’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他想。“我要再说说它。”

    “马特维！”他叫。“你和玛丽亚在休息室里替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把一切收拾好，”他在马特维进来时对他说。

    “是，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上皮大衣，走上台阶。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一面说，一面送他出去。

    “说不定。这是给家用的，”他说，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来。“够了吧。”

    “够不够，我们总得应付过去，”马特维说，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退回台阶上了。

    同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哄好了小孩，而且由马车声知道他已经走了，就又回到寝室。这是她逃避烦累家务事的唯一的避难所，她一出寝室，烦累的家务事就包围住她。就是现在，她在育儿室的短短时间里，英国家庭女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问了她几个不能延搁、而又只有她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小孩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裳？他们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找一个新厨师来？”

    “哦，不要问我，不要问我吧！”她说；然后回到寝室，她在她刚才坐着和丈夫谈话的原来的地方坐下，紧握着她那瘦得戒指都要滑下来的两手，开始在她的记忆里重温着全部的谈话。“他走了！但是他到底怎样和她断绝关系的？”她想。

    “他难道还去看她吗？我怎么不问他！不，不，和解是没有可能了。即使我们仍旧住在一所屋子里，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含着特别的意义重复着那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我多么爱他呀！我的天啊，我多么爱他呀！……我多么爱他呀！而且我现在不是还爱他吗？我不是比以前更爱他了吗？最可怕的是……”她开始想，但是没有想完，因为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从门口伸进头来了。

    “让我去叫我的兄弟来吧，”她说，“他总可以做做饭；要不然，又会像昨天一样，到六点钟孩子们还没有饭吃。”

    “好的，我马上就来料理。你派人去取新鲜牛奶了吗？”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投身在日常的事务里，把她的忧愁暂时淹没在这些事务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