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初九,是纪小川父亲的五十大寿生日。
这天下班前,纪小川向沈洁茹请假,说要回家陪父亲过生日。沈洁茹听说后,有心过去祝寿,却刚好要到省里开一个会,便塞给了纪小川一个红包。
纪小川回到家里时,妹妹纪小娟也从大学回来了。家里非常热闹,除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婶婶、姑姑姑父、舅舅舅妈、阿姨姨父这些近亲,乡下的远亲也来了几个,凑在一起,有两、三桌人。这些亲戚,吃完饭就是打牌,家里整天闹哄哄的。
第二天,在一家酒店吃完寿宴,妹妹就嚷着要回学校。
纪小川知道,妹妹也是烦家里的客人多。母亲训斥妹妹,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今天是你爸的大生,晚上还要吃蛋糕。要走,也得明天再走吧?!
纪小娟嘟着嘴还想说什么,被纪小川拉住了。兄妹商量,明天吃完早餐一起走。纪小川让纪小娟在云滨玩一天,反正明天是周六,星期天再在云滨乘火车去学校。
次日早晨,在家里吃完早餐,母亲收拾了一袋土特产,让纪小川一并带给沈洁茹,并反复叮嘱纪小川一定要代父母向沈洁茹好好致谢。
中午时分,纪小川和纪小娟乘坐的长途客车就到了云滨市中心汽车站,接着打的到了纪小川住的地方。
纪小川的住房,是日报社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公寓楼,离报社不太远。房子有30多平方米,一室一厅,有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进门是客厅,里面是卧室。客厅里摆放了一个长沙发、一张茶几和一组矮柜。矮柜上面有一台老式电视机。
这间公寓,产权原来是报社的,沈洁茹刚到报社时,就分配了这一套房子,后来报社住房改革,就买了下来。结婚时,沈洁茹买了新房,这个房间就一直闲着。纪小川进入报社后,沈洁茹就让他住了进来。说好不收房租,但水电费自理。
下午,纪小川陪妹妹逛了一个公园和几个商场,到处都是人搞搞的。吃完晚饭后,兄妹俩又去了雍江风光带闲逛了一阵。
第二天,在街上吃完中饭回到住房,纪小娟开始收拾行装。纪小川问妹妹,钱够不够?纪小娟说,应该够了吧。
纪小川知道母亲给了妹妹多少钱。算算,应该够了。而且自己回去时,除了给了父母一千元,又私下给了纪小娟五百元。这样一想,也就放心了。
可刚一提起妹妹的行李,纪小川又犹豫了。重新放下行李,纪小川掏出了钱包。打开钱包,里面虽然所剩不多,还是拿出三百元递给了妹妹。纪小娟倒也不客气,喜得直叫好哥哥,还在纪小川的脸上亲了一口。
打的到达火车站,把纪小娟送到候车室前,纪小川忍不住又叮嘱了几句。纪小娟嫌纪小川罗嗦,不耐烦地说:
“哥,知道啦!你都说了好几遍了。婆婆妈妈的,像妈妈一样!好了,把包给我吧。”说着,纪小娟伸手接过拉杆箱,说声拜拜,就进了候车室……
从火车站返回,纪小川直接去了报社。从电梯里出来,出了电梯间,是长长的走廊。此刻,走廊里静静的,两边的房门都紧闭着。
纪小川打开办公室的门,开灯,打开电脑,又拿上电水壶去了洗手间。回到办公室,纪小川把水壶放到壶座上,便坐到了电脑前,从口袋里掏出U盘插入,开始创作。
实话说,对眼前正在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纪小川现在越来越纠结,不知道它面世后会是怎样的命运?可以说,纪小川创作《足迹》的动机之一,就是想作一次抗争。他要用手中的笔、心中的爱、文人的良知和责任,以一个探索者的坚毅执着,努力去发掘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去挖掘潜藏在人们心底的善良和友爱,一扫中国文坛的晦气,为民族文化注入清新的活力。
应该说,下定这个决心,纪小川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实际上,从踏进大学校园,开始思考人生、思考社会的那一天起,纪小川就突然发现,现实社会就如同是一个万花筒,在他的眼前呈现出色彩斑澜、景象万千的景观,让他感觉好奇和神秘,产生了浓厚的探求兴趣。
从那时起,纪小川就在视野所及中广泛地去认识、去感知这个社会。他曾经是那样的兴奋、激动、骄傲和自豪过,为中国经济、科技、国力的快速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富强。
然而,渐渐地,纪小川变得忧虑起来。因为他看到了、感觉到了,在一片繁荣兴旺的背后,整个社会已经出现了许多让人不满、厌恶、失望、忧虑和痛苦的现象。这种现象,正在形成巨大的破坏力和社会危机。
这些年来,纪小川读过不少当代文学作品,但让他感觉值得珍藏的作品寥寥无几。大多数作品,不仅艺术性不足,有粗制滥造之嫌,而且内容低俗,风格颓废。中国的文人,不是深陷在历史的长河中,沉醉在穿越、重生的梦境中,就是沉迷在男女的情感纠葛中,一味地超然于现实之外。一股颓废的文风,沉重地笼罩在中国文坛之上。
而现实题材的作品中,虽然反腐类作品、官场类作品中也不乏可读之作,但这些作品给予人的,更多的是颓丧、失望和无奈。在这类作品中,充斥着权力倾扎、权钱交易、权色共舞、奢侈腐朽的场景,整个社会似乎成了无官不贪、无吏不腐、黑社会横行、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的世界。而那种能够震撼心灵、振奋精神,让人热血沸腾的作品,几乎难觅踪影。
受此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是非观都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变得越来越颓废、萎靡、冷漠和空虚。更有甚者,一些大学竟然把某些文学作品中的有关章节,纳入了所谓的“权利学”选修课。
纪小川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许多文人,在金钱、名誉、地位、世俗面前,已经被逼良为娼了,表现出了强烈而鲜明的功利色彩。他们的作品,简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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