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梅来城管队后,我们的人只是要她交罚款了事,但她称没钱交罚款。不交罚款,当然不能放车。纠缠了好一阵子,她就回去了。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城管队可以给死者家属两万元安慰费息事宁人。
而周铁牛坚称,城管队有人对妻子非礼,这有张雪梅胸脯上的乌斑为证,由此也就不能排除有人想逼良为娼的情况。但人已经死了,他也不想多事。如果城管队想息事宁人,赔偿金不得少于三十万元。城管方面一听,自然不同意,称周铁牛想敲诈,最后连两万元也不同意出了。如此双方就僵住了。
纪小川关注的,自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城管队员在执法的过程中是否有过激行为,以及是否有周铁牛所称的对张雪梅非礼、逼良为娼的情况。
纪小川之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他看过张雪梅生前拍的一些生活照。张雪梅生前,确实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之貌。且她胸脯上的乌斑,也难免让人联想。
关于过激行为,公安方面调取了中山路段的监控,就是上面提到的那段视频,基本可以排除过激执法之嫌。
关于张雪梅胸脯上的乌斑,法医也无法判断是不是非礼所为。但可以认定的是,张雪梅死前24小时之内没有和人发生肉体关系。
问题是,城管方面也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毕竟张雪梅是从城管队回家后就寻了短见的,一个人总不会无缘无故就不想活了吧?
在纪小川看来,这又是一个糊涂官司。
判明是非,是警察的事,纪小川自然不会再跟踪采访下去,毕竟媒体不宜卷入是非之中。但透过这一事件,纪小川还是认为有必要做一篇文章,其目的,一是提醒城管队员文明执法,人性执法;二是提醒商贩依法依规经营,自觉维护城市市容;三是呼吁市民理性对待此类事件,避免矛盾激化。
可以说,这篇文章的立意非常正面,也很有现实意义,刊登应该没有问题。沈洁茹看了纪小川写的时评后,也大加赞赏。
但纪小川没有想到,文章按照审稿程序转到谭知耕手里时,就被他大笔一挥“毙”了,稿件退回。因为市委宣传部对这一类报道有明确的指示,就是慎重处理原则。
当然,谭知耕也知道,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管”就成了全社会愤怒声讨的对象之一。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
因为“城管”管理的对象,大多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商小贩,这些人的公共意识比较淡薄,哪里生意好做,摊子就摆到哪里,根本不管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对城市交通、居民生活,以及市容市貌造成影响。特别是一些烤红薯、烤羊肉串的摊点,把街道弄得烟雾缭绕的,附近居住的市民对此意见很大。
这种状况,城管不管当然不行。可管吧,这些人又都属于无业游民,其中还有许多是国企的下岗员工,靠这点小生意养家糊口。不让摆摊,就等于断了人家的生计。因此,一方是生活所迫,不得不为;另一方则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冲突就在所难免。
当然,城管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除了一些城管队员执法方法简单粗暴、常常以势以权压人外,一些都市媒体,往往抓住个别恶性案例大做文章,无疑也起了煽动民情、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谭知耕看来,媒体对负面现象进行报道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反映情况,促使相关部门纠正、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而不能为揭露而揭露。更不能为了新闻效果放弃社会责任,推波助澜,使问题复杂化,矛盾尖锐化,反而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实话说,对于纪小川的这篇时评,谭知耕是欣赏的。首先,是它的立意正面;其次,是文章有深度。文章不仅客观地分析了各方的苦衷、产生的后果、造成的影响,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比如,文章建议,在全市集中规划几个摆摊场地,并建立相应的卫生管理制度。虽然其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还值得认真探讨,但思路很可取。
但谭知耕明白,如果公开发表此文,就很可能引起大的社会争议,把媒体的眼球再一次聚焦到这一敏感的话题上。话题一旦展开,由此及彼,就很难把舆论局限在某一方面、某一层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在谭知耕的心里,现在的社会太敏感,也太脆弱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形成群体性恐慌事件。例如日本大地震后全国发生的“抢盐风潮”,以及前不久一个地震谎言导致云滨几万市民深夜露宿街头的闹剧,都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年来,很多重大新闻事件,就是由一个点波及到面,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的。
因此,理智告诉谭知耕,纪小川的这篇时评,还是应该遵循“慎重原则”不发表为好。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文章推荐给市里相关领导或部门。同时,也准备抽时间与沈洁茹和纪小川谈谈,讲清道理。
然而,还没等谭知耕抽出时间,沈洁茹和纪小川就先后找上门来了。
沈洁茹的话说得很直白,谭总,纪小川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发稿?谭知耕冷着脸说,沈主任,你也算是老新闻了,应该知道为什么不能发?
沈洁茹赌气地说:
“我不知道!”接着语带嘲讽,脱口而出,“请问谭总,是不是因为《云滨日报》是党报,所以只能唱赞歌、涂胭脂?
“混账话!”
谭知耕一下子火了,眼睛瞪着沈洁茹,低声呵斥,“你沈洁茹就是这么个素质?你好好想想,小纪的这篇稿子发了会有什么后果?这跟是不是党报有什么关系?”
说到这里,谭知耕停顿了一下,又说:
“党报怎么了?党报与都市报的区别,就在于它对社会的稳定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你想过没有,小纪的这篇时评一旦发表,就很有可能会引起大的社会争议,后果可能是我们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
沈洁茹张了张口,无言以对。
想想,谭知耕的话确实不无道理。如果一旦出现严重后果,不仅报社会受到严厉的责任追究,就是作者本人也会受到影响。这么一想,沈洁茹便讪讪退出了谭知耕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