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唯我阉党能救明

    经过几个月的政务处理，楚大公知发现天灾还是其次，人祸是关键。

    也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东林君子们。

    在楚流香看来，这帮东林党人和自己穿越来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公知精英。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一句话，说是想知道公知精英掌权后是怎么样的，看乌克兰就行了。

    其实用不着，翻翻中国历史看明末的那段就明白，信谁都不能信公知精英。

    就比如日后的崇祯帝，也就是现在的信王。

    当时，崇祯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林党内阁，一时也是“众正盈朝”。内阁的官员们随即向皇帝建议，应该撤销掉东厂这个特务机构，因为这种监视对东林君子们的一种侮辱。崇祯对东林君子的道德操守是很信任的，他完全相信即使没有人监视他们，文官也不会贪污国家的钱，而且会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地职务，所以皇帝欣然批准了内阁地这个建议，解散了大明的国家安全局。

    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的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的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的，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没错，你没看错，不是十二万两，而是十二两。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的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地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地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但是，这个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收税了，相反，收银子的从太监变成了海商和官员，而且他们大大的提高了效率，举个例子，天启年间的时候，政府每条船收80两，而禁海令之后，郑芝龙(就是国姓爷老爹)每条船收一千两。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地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的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等要钱不要脸的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地现象。

    当时感到斯文扫地的官员就向万历提出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色的衣服又该如何。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的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的无赖打败了。

    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遗憾的是老天爷反应比较慢，崇祯年间北方仍然是连年灾荒，而且后金仍然还在活蹦乱跳的作乱——打仗，赈灾都要钱。

    由于崇祯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加农赋并非从崇祯朝开始，万历朝虽然把农税定为农民大约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但万历还是加了总额共计五百万的辽饷。不过万历、天启两朝，一旦某省出现天灾，朝廷就会减免该省地赋税。

    崇祯天子意图励精图治，可惜手中严重缺钱，于是就规定各省赋税一定要实收，不许地方官拖延耽误。同时崇祯和东林内阁认为应该显示出新朝气象，决议清查各省积欠流弊，以图把以往历朝落下的缺口都补上。

    以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地赈济。

    到了崇祯元年，皇帝的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的收赋税。

    明朝建国初期，陕西各军镇地军粮、武器、被服都由军镇自筹，进入小冰河期以后，主要由万历收来地杂税进行补贴。现在内币的源头既然近乎枯竭，东林党某些天才遂建议按照一条鞭例，把这笔赋税平摊给陕西灾区的农民，折合每亩收两钱银，少年天子批准了这个票拟。

    明朝建国初期，朝廷在陕西的区设马政，专门画出草场以备养马以备军用，到崇祯元年地时候，陕西马政在纸面上应该有战马、挽马五十七万匹，但事实上……连一具马骨头都没有，草场也早已经退化消失。

    万历朝期间，军马主要靠内币地矿税的收入来购买。泰昌朝东林党废除了矿税后，老农出身的魏忠贤不敢在贫苦的农民身上打主意，所以就密令东厂侦查文武百官谁家有钱，然后通过赐给紫禁城骑马权地方法来收集马匹。

    打倒了万恶的魏忠贤后，东林君子立刻将这条不得人心地法令废除，可是剐了魏忠贤并不能在陕西凭空造出五十七万匹马来，但九边军镇却都还需要马匹供应。东林君子不是老农出身，他们没有魏忠贤那种小农意识，东林内阁首先把马政荒废的责任推给了魏忠贤，然后告诉皇帝现在之所以养不了马。乃是因为马场都被陕西地“刁民”霸占去种田了，所以他们建议皇帝按一条鞭例，增加陕西每亩五钱银来买马，崇祯准了这份票拟。

    当年张居正时期，明朝地宗室人数就已经大大增加，张居正为了省钱就只给额定供给地八成。等到了要钱不要脸的万历亲政后，部分宗室他只肯给五成甚至更少，而且万历天子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不给起名字所以不给钱地方法。在他主政期间，有些明朝远房宗室一辈子都得不到正式赐名，所以也吃不到皇粮，东林党建议用加赋的办法来补上部分宗室所需，崇祯同意了这个票拟，陕西因此又多了一份加赋。

    此外，东林党号称要给陕西治水增产，按一条鞭例——而且，东林党认为给甘陕军镇运输粮食地费用也不该完全依赖盐引

    还有——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地陕西省，天子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地农民定的地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

    一系列天才的理财政策下来，加上政府没有钱赈灾也没有钱给军户发兵饷，于是百姓纷纷自力更生，军队纷纷哗变，主动走上了通往梁山的不归路。

    其中日后我们众所周知的，崇祯元年，高迎祥反，崇祯三年，张献忠反，李自成反。

    顺带一提，崇祯对反贼这些人观感一直很好，大明朝自朱元璋起的传统就是造反肯定是官吏逼的，人民都是善良的，于是每次崇祯都强调“流寇亦朕赤子也”，一律要求只要肯招安就必须免罪，连烧了朱家祖庙的张献忠也不例外，因为他也知道农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招安这些人同样需要钱，于是，在发现招安之后也只能像以前一样饿肚子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纷纷玩起来打输了就投降，投降了再起义这个把戏，流寇越来越多，而且，令明政府郁闷的是，镇压这些刁民同样需要钱，而且是更多的钱——在很快的把万历和天启留下的那点家底掏空之后，在中原遍地烽火之后，东林党再一次抛出了另一个命题——内库肯定还有钱！

    天子肯定有钱不可能没有钱如果没有钱那天子还是天子么所以你必须有钱一定有钱没有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所有的大臣，特别是那些出镇辽东和出缴“流寇”的官员们，无不极力狮子大开口，想从紫禁城里榨出点油水来。

    以辽西为例，袁崇焕一口气从崇祯手中要了几十万副盔甲和几百万两军饷，声言没有军饷便有兵变之虞，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之后的大将们就一个挨着一个的朝皇帝要钱，不止一个、不止一次地威胁崇祯，如果不给饷他们就要给朝廷好看！其中祖大寿甚至扬言一个月内军饷不到，他就要去满清那边了。而且更过分的是，这些人拿了钱之后，仍然不干活。

    例如，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前，山海关总兵吴奢(吴三桂他老子)执掌的十五个野战营加上辅兵共有八万兵，这八万关宁铁骑一年的军饷是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崇祯皇帝曾把吴奢找来，要他出兵去救祖大寿，崇祯皇帝觉得八万人不少了，比后金的男丁都要多。但是——老吴将军立刻就忘记了他领的是八万兵的饷，极力争辩说战兵只有十五个营，所以是三万而不是八万关宁铁骑。崇祯说三万也不少了，也能干很多事情了。于是吴老将军又连忙补充，其中真正能战的只有三千家丁，那三万战兵只能种种地——最后被逼上前线后，吴家父子就抛下友军逃走了。

    为了筹措军饷，崇祯把皇帝的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宫女不够也不敢招，整日节衣缩食，袖口磨破了就补补再穿，结果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发现崇祯除了龙袍只有粗布衣，把零碎什么的都折价算上内库也只有数万两银子——但闯军从吴奢在北京的家里就抄出了二百万两以上的白银。

    武将不干活，文官也撂挑子。

    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大概是想出把风头，专门写了封奏章响应皇帝惩贪的号召，还煞有其事地分析说：“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

    崇祯认为深得要领，让韩一良大声朗读本章，还说：“韩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就要升韩的官。而吏部尚书王永光不阴不阳的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500两银子的具体人来。韩一良当场就汗流浃背，支吾说得自风闻，崇祯连续追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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