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娟临产前三个月,母亲写信让我带着她回了老家阳华,在老家,海拔低,医疗条件好,孩子以后有父母照顾,总比在高原林区安全系数高些。
父亲两鬓白完了,精神也不如以前那么好了,经常在里屋一呆就是大半天。我给父亲削了个苹果进去,有意瞟了一眼,桌子上堆的全是材料。
父亲让我也看看,说是看看对你自己有用的。
材料里有过去的老工人给父亲写的信,有现在收集的资料,父亲用一个笔记本认真地记下了重点,然后自己编写材料,还学会了刻蜡纸自己印材料。
我意识到父亲在干一件大事,一件和以往当公安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拿枪的手拿起了笔,晚上经常奋笔疾书,白天则骑车到邮局寄送材料。
父亲现在跟过去简直是两回事,退休就跟消失了一样,从来不参加离退休老干部的慰问会,局里上门拜访慰问的人也不给面子,连门都不开,反而经常带老工人一道到省林业厅“闹事”。
兢兢业业工作至退休的干部,退休后却站在了单位的对立面,这反差很多人都不理解。又不是吃不起饭的人,怎么会这样呢?
父亲说:表面上看,我好像是丢人,但丢的不是我本人的脸,我并不缺吃穿,但我站出来,为的是千千万万的青山工人,他们在最艰苦的工段干了一辈子,如今退休了,待遇得不到保障,医药费报不了,甚至有人病死在床上,数月无人知晓。他们有很多是我在生活紧张时到内地各县招的工,我有这个责任,让他们晚年过得好一点。
和父亲一起上访的吴洪林,是父亲的战友,原来是121林场三工段的段长,因为工作出色,被评为省劳模,在一次扑救山林火灾的过程中,不慎摔下悬崖,左腿粉碎性骨折,救治不及时,被迫截肢,提前退休回老家了。
吴洪林现在居然在省城乞讨,摆块纸壳子,将工作证、退休证、劳模证、医院证明放在上面,尽管如此,他的脸还是刮得干干净净的,头发纹丝不乱,一点不像那些裸露残疾身躯、褴褛衣着的职业乞讨者,围观者感慨不已。他用他的人生现身说法,要给森工人讨一个说法。这件事情在省城对森工系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父亲和吴洪林成为上访者中最具典型性、影响力最大的组织者。只要他们一发起到林业厅“吃大白馒头”的号令,散居各地的森工退休工人便闻风而动,轻车熟路地到达林业厅大楼。他们或者在大厅里席地而坐,或者到办公室占据座位,手里拿着请愿书一动不动。林业厅的干部职工拿这些老工人,特别是一些伤残的老工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到了饭点,林业厅食堂还得端来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大盆的土豆烧牛肉。
梁厅长也是父亲和吴洪林共同的战友,当年都在公安师的通讯连,父亲是排长,梁厅长还是父亲的手下班长。在一次战斗中,梁厅长腹部中弹,在战地医院简单手术后,感染导致肠粘连,被送回了成都,一直养伤,在剿匪结束后留在了成都,分配进了省级机关。因为有战功,梁厅长幸运地被保送进了大学深造,毕业以后仕途非常顺利,先后当过秘书、办公室主任,还下派到地方当过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市长,一路顺风地当上了厅长。如今还是一副白面书生儒雅的模样,看起来比父亲和吴洪林至少年轻十岁。
父亲是写血书主动申请到了最艰苦的古锦森工,当了一辈子派出所长,履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吴洪林转业后当了木匠、段长,因集材需要,长期抬沉重的木头,他的后颈处长出了一个拳头般大小的肉包,那是青山工人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木头杠子压出来的,受伤截肢后退休。
工人和林业厅的干部们一起感慨不已。人生命运就是这样的奇妙,三名战友在这种情况下相聚,简直有点眼泪汪汪了。
叙旧叙完了,各归其位,正事还是要说的。
你们是老党员,老劳模,觉悟哪里去了?当年喝雪水、啃馒头、住岩洞的苦日子都挺过来了,现在不至于这么苦吧,反而闹起事来,竟然带领工人们上访,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党性不强的表现。省林业厅的梁厅长和退休工人们一道啃着馒头,一边严肃地批评父亲和吴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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