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的非洲探险浪潮背后所隐藏的,除了工商业者对市场的渴求,还有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所造成对耕地的需求。
在工业高速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和移民政策的带动下,到1846年底,莱茵人口已经达到了一千万出头,其中14%为非德意志人口,工业人口及城镇人口扩张到了60%以上,而真正参与农业的人口不足30%。
虽然莱茵已经普及了初级农业生产机械,但农业人口和耕地的快速减少仍然造成农业总产量增长起伏不定,一些年份还会减产,莱茵不得不从周边国家大量进口土豆和小麦。
这造成了食品价格偶尔会有个小起伏,对工业和海外贸易利润较高的莱茵来说,只是家庭主妇会偶尔到市政厅面前扔几个臭鸡蛋的事,但对周边国家来说,则意味着风险的聚集。
1846年秋季,德意志地区的土豆和谷物收成平均比往年低30%至50%。
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1845年北美土豆疫病疫霉被传染到欧洲。
这种真菌当年就对普鲁士西部省份的田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只是其东部省份因为气候不适宜真菌还并未大规模爆发,这使当年的灾情并没有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但在夏季多雨和冬季温和的爱尔兰,这种真菌引发了著名的大饥荒,五年间饿死了上百万人,另有一百万人被迫离开爱尔兰,总人口下降了25%。
原因之二是,在土豆疫病继续扩散的同时,1846年天气异常恶劣:4月大雨,随后又是持续干旱。除了土豆收成歉收外,德意志地区黑麦和麦田的单产也明显下降,到10月收获季,莱茵的黑麦产量下降了50%,西里西亚地区下降了60%。
由于工业化速度较快,德意志联邦议会很早就意识到粮食供应存在风险,所以成立了关于粮食供应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845/46两年持续对各联邦预警,所以除了符腾堡王国之外的其他各联邦,从1845年起就额外增加了粮食储备。
不过,独立于德意志联邦之外的普鲁士就没这么有章法了。
实际上1846年10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也收到了柏林市议会关于粮食不足的请愿书,威廉一世当时就要求禁止谷物,土豆和酒精的出口。但是,普鲁士内政部长恩斯特·冯·博德施温格却答复道,请愿书是在柏林地方法官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交的,这不符合“流程”。由于这种形式上的“错误”,整件事都被否定掉。
正是由于普鲁士朝廷的官僚作风,1846年到1847年间,普鲁士城市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黑麦的价格翻了一番,土豆的价格到1847年4月翻了三到五倍。此时两公斤土豆要花去大多数柏林人平均每日收入的一半,穷人更是陷入饥饿和营养不良。
粮食短缺不仅造成了食品价格上涨,还动摇了经济基础。
由于粮食短缺,许多家庭从乡下搬到了大城市,但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过于求进一步压低了柏林的工资,还使工作时间延长到每天17小时,出现了大量童工。
这使市民收入普遍降低,即使是最小的价格波动也足以使粮食短缺升级为严重饥荒。
面对这种粮食危机,普鲁士朝廷连连出昏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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