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镇有两个打破“官商体制”的利器,其一是与英国人自由贸易的《南京条约》,其二是南洋镇的军事实力。
应该说在原时空中,英国人虽然握有《南京条约》,却因为无法深入干涉清国官场,所以依然没办法突破官商对洋货的遏制,这导致鴉片贸易在鴉片战争后继续增长。
而谢绾却相对更了解清国的顽疾,他要借洋人坚船利炮的威胁和暴力的手段,强行突破官商体制,这是他提出以藩制夷真正意思。
南洋镇进驻香港,接管广厦福宁上五处贸易口岸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摇身一变,成为包括南洋镇商人在内的海外商人的保护伞。能够通过公开法律保护的,绝对不倾向清国官府;不能通过公开法律保护的,就通过私下手段处理。
期间,福州府想按广州十三行旧规,向南洋镇索取高额贿赂,被南洋镇告上朝廷。
朝廷轻描淡写处理之后,反而引起福州府对南洋镇的种种刁难。南洋镇驻福州代表一怒之下,找了一些亡命之徒火烧福州府衙,杀了几个直接肇事官员,把福州知府吓个半死,事后挂冠而去。朝廷追责,南洋镇拒不承认,也不配合调查,朝廷只得不了了之。此事导致一时间竟无人敢到福州任知府。
直到浙江巡抚刘韵珂升任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才算平息下来。
此事之后,朝廷派刘韵珂对南洋镇议定了每年的定额收费,无人敢再向南洋镇索贿。
第二件事便是允许各地商人到五口自由购买进口商品,在能够控制范围内严查欺行霸市,官商勾结。
南洋镇垄断了进出口之后,除官定关税外,只收取较低比例的中介费。但仍然存在用暴力手段排他,从南洋镇手里低价购进后,坐地起价的本地官商。
已经和各地官府关系紧张的南洋镇没闲工夫处理个中关系,直接宣布此种行为非法,查获一起就抓一批人,为此各地被公开处刑、暗中谋杀的官商不下二十人,只杀得本地有头有脸的商号甚至不敢从南洋镇进货,反而要从外地客商手里进货。
南洋镇这两件事一做,进口商品从五个通商口岸出去的价格立即跌了三分之二。
一开始朝中自然反对声浪如潮,要不是刚刚被英军和南洋军的军事力量给打怕了,道光帝恐怕早就下旨查封南洋镇了。
但一年以后,进口贸易带来的关税加上南洋镇上缴的中介费,竟比往年海关收入翻了一倍。这下道光帝大喜过望,数次传谕嘉奖南洋镇。这下满朝文武无人再敢直接攻击南洋镇,顶多说些不痛不痒的南洋镇行事孟浪。
这种变化才刚刚开始,但是已经开始潜移默化的改变朝野各方的角色和态度。
首先是由于垄断权不复存在,广州十三行迅速衰落,伍秉鉴等人日渐成为普通商家。但其实他们过去也深受官府盘剥之苦,如今还落得轻松,反而与南洋镇关系不错;
其二是邹汉勋被闽浙总督刘韵珂保荐,从广东按察副使兼驿传道升任福建转运使兼海关道,正式接受厦门、福州两处海关。